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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作者：陈政君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关键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实践逻辑;动态发展;区域模式

　　摘 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两山理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力量,理清其实践逻辑对于加强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双重战略价值。通过构建三阶段动态演进框架来揭示其助推机制:初始培育 阶段通过生态修复与资源整合,形成生态文化协同振兴范式;协同增值阶段着力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借助组织 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实现治理效能跃迁;集成转化阶段则通过产业生态双向融合机制,构建绿色要素配置体系,驱 动生态资源向经济优势转化。研究发现,该机制实施面临价值转化边界模糊、市场机制适配不足等共性难题,同时 面临生态资源禀赋差异引致的区域性障碍。为此提出差异化推进策略:在空间维度建立地域适配模式。同时也关 注到解决共性难点:采用村社理性整合市场机制;在制度维度科学界定价值化边界,创新生态资源产权置换路径; 在实践维度构建多主体协同网络,完善生态补偿与价值评估体系。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由工业文明转型生态文明的原创性概念与重要议题,也是落实“两山理论”与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颁布了《关于构建与完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1],此举显著增强了规划的系统性。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 告继而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并明确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乡村振兴作出系统部署 的同时,再次强调“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3]。2025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强调进一步深化农村 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近些年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不断推进,农村地 区的生态资源逐渐被重新认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力量。

　　从国家政策支撑上看,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强调了合理开发与利用国土空 间,明确不同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宏观的空间框架;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提出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生态产品价 值,探索生态保护补偿市场化融资和生态资源资产市场化运作等模式;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 院办公厅联合发布《意见》,明确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六大机制,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发展; 2024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发布,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益制度,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可见,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从2010年 的起步探索,经2016年的快速发展,到2021年的全面推动,逐步推动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有序交易、模式拓 展,助力多元目标达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体系也呈现出从宏观框架到具体实施路 径逐步深化的特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日益完善,基于不同领域政策协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地方上,亦有丰富的相关实践,北京市试点“绿水青山使用费”制度,将生态资源收益 用于生态管护与村集体增收,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甘肃省永靖县通 过“三变”改革盘活闲置资产,创立农业开发集团,采用“集团+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将生态资源转化 为经济优势,助力乡村生态与产业共兴;四川省宝兴县利用生态功能试点区建设机遇,创建生态资源管理组 织和“生态银行”,探索林业碳汇项目,实现生态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乡村组织、生态及产业并进;浙江省 丽水市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创新“强村公司”项目,实施人才工程,吸引城市资本,培育产业集 群,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从政策支撑和地方实践正在探索更多模式,以完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以助推乡村振兴。

　　“生态产品”是一个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生态产品”与“生态 服务”[4]“环境服务”[5]等国外概念有共同特性,但它打破了“唯经济论”和“唯生态论”,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来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6]。目前,学界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何助推乡村振兴也已做了大量研究。 从整体的逻辑框架研究来看,有学者深入剖析了生态资源价值转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突破策略[7], 探讨生态经济如何助力共同富裕[8],以及乡村产业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关系与协同路径[9]。还 有学者基于总书记的“两山论”和国内的宏观经济逻辑以及地方实践,从多维框架出发讨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10]。对现实的挑战上,有研究指出,农村地区面临着碎片化的自然资源整合、优质资产的增值潜力未能充 分挖掘和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等难题[11]。此外,主体参与度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受阻、生产方式转型困难 以及生态文化传承乏力等问题亦客观存在[12],而核心问题在于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该“四难”影 响着生态产品价值的机制实现[13]。从实现路径上看,有学者强调开发生态资源的价值需要建立以村社为基 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以适应资源要素特点和综合开发需求[14],还有学者提出了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市场 路径、政府路径、公益路径、“政府+市场”路径、“政府+公益”路径、“市场+公益”路径等6种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主要路径[15]。

　　现有研究从多维视角探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数研究聚 焦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助推效应,侧重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生态经济学议题, 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动态地促进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与产业五位一体振兴的作用机理与实践逻 辑缺乏深入研究。在《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实施的背景下,如何在新时代更好构建生态产品 价值机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还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鉴于此,本文拟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个动态 阶段为分析框架,剖析其对乡村振兴五大维度(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与产业振兴)的全局 性推动机理与机制。同时,结合当前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就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振兴过 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以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思路。

　　二、机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的联动

　　马克思曾生动地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蓝图:在那里,社会化的个体作为联合的生产者,将智慧地 调控他们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流,使之臣服于集体的意志之下,而非任由其如脱缰野马般肆意主宰人类的命 运。他们将以最小的能耗,在最契合人类本质、最无愧于人性的条件下,高效地进行这一物质转换过程,确保 每一份资源都能服务于人类的真实需求与福祉[16]。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正是以马克思 主义生态思想与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过程。它主要经历“生态产品价值识别孕育期-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提升期-生态产品价值综合产出期”三个循序 渐进的动态发展阶段,而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中长期战略,同样需要遵循由浅入深、循序而进、久久 为功的原则。生态产品价值的全面开发与系统性实现是驱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的 新引擎。这一过程既展现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阶段性特征,又呈现出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层次性特征, 突破了以往单纯追求直接经济效益的局限,深入触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价值挖掘”的核心逻辑。同时,这 一过程着重强调重构农民组织体系与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有益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一)生态产品价值识别孕育:空间生态资源整合促进乡村生态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离不开对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识别与培育,这需要通过生态资源的修复和整合,实现乡村 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双重振兴。生态振兴的关键在于修复受损的生态资源,并将碎片化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 以构建整体和谐的生态系统,进而促进生态资源价值在市场机制下的实现。与此同时,面对现代化浪潮的冲 击,乡村文化面临消解的风险,因此,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对乡土文化进行修复与融合,使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动力。

　　空间生态资源的修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农业生产、生态富民和文化传承。首先,在农业生产方 面,生态修复有助于改进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绿色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减少农业污染,并通过整合农业 与旅游资源,实现农业物质循环和观光农业的融合,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其次,在生态富民方面,生态修复能 够显著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整合零散的生态资源,培育生态价值,使农民能够通过参与生态保护和利用 实现生态致富。最后,在文化传承领域,生态修复与乡土文化的重振相辅相成,共同驱动乡村全面振兴。通 过系统整合村落民居、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容村貌,空间生态整合不仅能够 实现生态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保护,还能促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得以有效识别与 培育,进而为乡村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生态产品价值协同增进: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重构助力乡村组织与人才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提升期是生态产品由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再向生态资本方向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 需要政府、社会、企业、村集体多元协同推进。《意见》中提出的六大机制①都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组 织建设与人才振兴是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乡村振兴战略将人才视为核心驱动力,并依托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领导作用来推动发展。然而,长期“去集体化”导致传统集体经济功能弱化,难以有效支撑当前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需求,亟需重构以劳动者、资本、技术等要素联合管理的新型集体经济,以助推乡村绿色发展和 组织振兴。

　　面对人才外流导致的乡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提升需双管齐下:吸引人才回流和 培育本土人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为人才培养和吸引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成 立的、以生态资源管理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能够吸纳外部资本、创造就业岗位,从而促进人才振兴。将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开发与产业、金融资本相结合不仅能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还能深化生态资源资本,形成满 足生态需求的市场。建立和创新集体所有制经济,使其成为生态资源管理与利用的重要平台,运用生态债 券、生态银行等金融工具进行集资,实现资本深化和资产化。乡村生态资源开发需要构建权属清晰、流转顺 畅、产权集中的经济开发组织,并通过“村社理性”原则进行内部协商定价。此外,多层级生态资源产业链集 群需要统筹人才培养和管理平台,进一步助推乡村人才振兴。重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有效实现生 态产品价值的协同提升。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乡村组织效能,明确了产权归属,还培育了本土人才,促进了 人才回流,从而有力地推动乡村组织与人才的全面振兴。

　　(三)生态产品价值全面释放:生态产业“两化”融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经历了生态产品价值识别孕育和协同提升期后,进入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综合产出期,这一阶段的本质是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化,重点在于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两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 调乡村振兴需着力于产业与生态的深度融合与相互转化。《意见》亦重申应加速推进生态的产业化和产业生 态化进程,构建政府引领、企业与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市场机制运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 产业振兴是提升农民收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基石。为推动农村现代化,需系统性改造传统产 业,并强调供给侧与生态环境的多维功能协同。深入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坚决淘汰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产 业,同时鼓励和支持以生态资源为核心的新兴业态发展。此举不仅能优化产业结构,而且能激活乡村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态产业化”是一种创新路径,旨在将生态资产转化为经济价值。它通过整合乡村自然环境与文化产 品,发展乡村旅游、健康养生、传统节庆等多元产业,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发展模式。“产业生态化”则是 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诉求,指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行为进行生态化转型,构 建注重品质的生态型市场体系。具体而言,在农业方面,通过清洁生态循环农业提升生态溢价,推进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建设生态农业产业园;在工业方面,实现生态化转型,升级改造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工业,发展 生态工业;在服务业方面,拓展服务范围至生态服务领域,发展生态营销、生态旅游等。生态农业、生态工业 和生态服务业相互融合,构成生态产品的主体形态。生态资源的“两化”转型需要“四产”融合,建设高附加值 的生态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最终实现生态共富。

　　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五大内容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依据和逻辑支撑。 生态产品价值的发掘与实现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链条。其进程始于“空间生态资源的修复与整合,旨在激发 乡村生态与文化的蓬勃生机”,逐步演进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的重构,以强化乡村组织架构与人才队伍 建设,推动振兴步伐”,最终到达“实施生态与产业双轨并进策略,加速乡村产业振兴”的成熟阶段。这一过程 不仅能有效促进乡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可深入推动乡村社会文化的复兴与传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 面实施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和内在动力。

　　三、实践生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驱动乡村振兴的范例及其挑战

　　中国广大乡村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情况不一,所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生 成也不相同。本研究精选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东南地区的一些实践案例,深入剖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 村振兴的典型推动模式,并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各区域取得的成果及其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与难点。

　　(一)区域典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

　　1.西北旱区范例:永靖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驱动乡村生态与产业共兴。通过对西北地区进行调研分析 发现,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北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着新形势,也存在不少问题。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恶劣的气候,甘肃省临夏省永靖县被列为全省23个极端贫困集中连片县和18个严 重干旱县之一。长期以来,该县依靠传统耕作方式维持生计导致大量基本农田闲置,土地严重荒化、土壤退 化,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当地群众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下形成了大量闲置土地、房屋和设施设备,如何 有效利用这些闲置资产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永靖县抓住甘肃省农村“三变”改革①试点契机,对农牧 业、农机设备、林业及水土保持等领域内高达20亿元的闲置资产进行了全面的盘活、整合与优化配置,并在 此基础上成功创立了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该集团瞄准厦门、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广阔市场,主打“刘家 峡”品牌农特产品,包括绿色有机食品、鲜百合、无公害马铃薯、鲜嫩草莓等拳头产品,不仅使其在当地生根发 芽,更远销至各大城市,满足了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迫切需求。集团针对市场需求,生产绿色有机食品等 特色产品,并采用“集团+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将资金、技术和市场与农户资源相结合,实行股权分红,使农户共享收益。这一模式将“死资源”变为“活资产”,使该地区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化过程中拥有生态 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助力乡村生态和产业振兴。由于西北干旱区生态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存在农特产 品同质化和产能过剩风险,仍需警惕过度依赖生态溢价价值变现,避免恶性竞争,确保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2.西南林区探索:宝兴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乡村组织、生态与产业并进。四川省宝兴县,以其辽阔的 森林覆盖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成为生态产品供给的璀璨明珠。然而,由于开发区身份的限制,当地林权分散, 生态资源未能有效变现,导致多数居民外出务工,林地资源闲置。2021年宝兴县利用生态功能试点区建设 机遇,创建了集体所有的生态资源管理组织和“生态银行”,通过多种方式整合林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实现林 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试点区350亩林地的30年合作转包为农户带来户均增收1.35万元/年。同时,宝兴 县探索林业碳汇项目,6.7万亩林地在2016-2021年间产生约2000万元产值。此外,宝兴充分发挥集体经 济组织的潜力,不仅扩大了有机山药、枇杷等绿色农产品的种植面积,还着力提升其品牌知名度,拓宽销售网 络,实现生态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促进,为乡村组织、生态及产业的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宝兴在林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开发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需克服林业资源生产周期长、成本高 昂、过度依赖政府生态补贴、林业碳汇核算体系不完善、金融支撑机制缺失等困难。

　　3.东南生态典范: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价值挖掘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之路。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浙江 省丽水市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除了助力乡村生态、产业、组织振兴外,还尤其注 重助推乡村人才与文化振兴。丽水市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以 GEP核算为起点,建立了生 态溢价考核的财政奖补机制和 GDP与 GEP双核算体系。丽水市还创新性地推出了“强村公司”项目,旨在 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从基本保障向高质量发展的华丽转身,为乡村振兴的组织架构提供坚实支撑。 同时,该市积极实施“人才金桥”工程与“百博入企引领计划”,为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与实现注入了强大的人 才动能。通过吸引城市资本的注入,丽水市成功延长了生态资源的产业链条,培育出一系列产业集群,如万 亩茶园的农旅融合综合体、文化特色与康养旅游小镇等。此外,丽水市还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包括有机甘蔗、 甜橘柚等绿色有机农产品,成果显著。2022年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7.9%,连续14年稳居全省榜 首。围绕“两山”理论,丽水市不断探索集体经济组织的新形式,推动“两化”转型,实现了生态资源的全方位、 多层次开发,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但丽水市在生态资源的多元立体开发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如开发规模庞大、涉及产业众多,可能引发资源过度开发与生态系统受损的风险,因而还需要在人才引 进、组织建设、产业培育等方面继续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

　　(二)共性挑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1.村社逻辑与市场机制的碰撞冲突。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村社逻辑与市场机制之间的 碰撞尤为显著。村社理性依赖于社会规范和熟人社会互动,而市场机制则依赖于明确的产权和行政命令。 村社基础薄弱,需要引入城市投资主体以合约形式参与生态资源开发,但这可能破坏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平 衡,引发村民毁约抵制,导致投资风险和生态资源资本化过程停滞。在一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中,村民 通过宅基地入股生态民俗项目,短期内实现了收益,但由于缺乏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在未达预期收益时,村 民不满情绪导致毁约行为,如拆毁生态景观,复垦绿地,反映出村民对生态资源的强物权意识与市场机制的 冲突[17]。这种矛盾可能导致合作框架崩塌,阻碍乡村振兴。概言之,两者间的摩擦可能导致集体经济组织 运作失序,城市资本与乡村资源的融合出现断层,进而影响乡村振兴生态与产业目标的达成。因此,构建一 套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生态资源在合理开发的同时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边界厘定。精准做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价值化的边界厘定是目前乡村振兴工 作面临的重大挑战。关于合理厘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边界问题可以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案例的启示:拉丁 美洲40个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案例的剖析显示,其中24个以社区为边界的 PES 案例成功率高达 67%,以区域层面为边界的案例成功率紧随其后为58%,而以国家层面为边界的案例则全面告败[18]。可见, 生态产品价值化的空间边界与乡村生态产业的成败息息相关。在更广范围中,市场机制激活生态资源遭遇信息不对称、整合成本高等难题,易造成机制僵化及制度偏离。而在村社层面,生态产品价值化开发成功率 较高,可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重目标。但仅关注小微生态资源,难以改变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影响 资本深化和对外开放。因此,过小的边界可能因资本投入不足而弱化市场化收益,过大的边界则可能伴随低 效率和高成本,制约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目前看来,生态农业主导模式在村级和 县级范围内较稳定,但也可能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和动力不足的问题。 3.生态产品价值多样性的识别置换。乡村生态资源与产品如“山水林田湖草沙”,兼具社会、文化、生态 及经济价值等多重属性,形成价值多功能属性黏连。这些资源与产品并非直接成为生产要素,需经历要素化 转变及市场定价交易,此过程需付出原初交易成本[19]。然而,资源与产品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决定了其多功 能属性难以简单割裂,粗放的市场配置往往不利于对生态产品价值多样性的识别与重构。生态资源与产品 的价值除了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其中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生态资源产品市 场化的先决条件,保护生态原真性与文化传承性是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通过拆解、剥离和置换生态产品社 会属性,能够降低生态资源要素化过程中的“原初交易成本”,保持资源开发合约效力与市场稳定[7]。所以, 生态资源产品多功能属性的识别置换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难点。

　　四、实践策略:遵循逻辑发展应对个性与共性问题的路径选择

　　针对前文分析的实践机理与实践生成,笔者从逻辑发展、区域模式、共性挑战三个视角提出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策略。

　　(一)逻辑演进:分阶段构建永续全面的助推体制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精心培育生态资源的市场消费群体,借助市场机制的强大 动力,促进乡村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提供有力支撑。深入剖析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科学本质及其驱动乡村振兴的三阶段逻辑,可归纳出以下三条具体且富有成效的突破路径。 1.孕育识别期:建立系统化资源清单体系,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生态资源全要素普查,构建标准化核算 框架,为后续价值转化奠定基础。此清单应详尽展示乡村区域内生态资源的类型分布、空间布局及存量状 况,以支持全面且持续的管理策略。以福建省顺昌县“南平森林生态银行”实践为典型,该机构在生态资产确 权领域率先开展系统性改革,通过实施资源权属确证、空间三维划界、质量等级评定及林分类型解析等基础 性勘测,构建全域生态要素空间化信息图谱,形成覆盖“图表库”三位一体的生态资产全周期监管体系[20]。 深化实践需以生态系统总值(GEP)为基准度量,结合生态本底特征与功能外显形态,制定差异化价值表征清 单。该清单应系统评估开发单元内各类生态要素的功能当量,运用环境经济转化模型将生态效能参数转化 为市场价值参数,进而建立具有生态经济学依据的资源定价机制。该机制已成功应用于浙江丽水市构建的 “市县乡村”四级 GEP核算矩阵,其发布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地方标准,为跨尺度生态资产评估 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框架。

　　2.协同提升期:强化产权,提升能力,促进资源开发。在城市资本深度介入乡村生态治理的进程中,创新 集体经济组织模式正加速演变为实现生态资源立体化开发的核心制度设计与运营载体。该模式力图通过重 构“资本资源权益”三元关系,搭建起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型治理架构[14]。实现战略目标需实施以下三阶 递进机制。第一,资本聚合创新。开发环境友好型金融工具(生态债券/期货/基金等),依托生态资源区位溢 价与品牌溢价,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提升资本筹措效率,驱动生态资源资本化进程。第二,产权重构改革。 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三维空间确权(地理坐标/权属类型/权益束)强化集体资产股权赋能,构建 村级生态资产交易市场,完善新型集体经济治理架构。第三,运营体系升级。建设智慧乡村基础设施网络, 配套实施集体经济发展专项政策,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态资源运营主体,将其纳入政府绿色产业扶持 名录与穿透式监管体系,实现市场化运营能力与合规性建设的协同提升[21]。

　　3.综合产出期:巩固基础打通通道,实现“两山”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要加快建立健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22]。生态产品价值综合产出 有利于构建良性生态经济体系,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金山银山保护造福绿水青山。在实现过程中, 首先是想要金山银山就要依靠绿水青山,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推全域振兴的战略路径,需立足生态禀赋构建 市场化运作体系。重点培育生态型产业与绿色服务供给体系,特别是发展生态文旅项目,响应市场对低碳产 品的结构性需求。同步实施产业绿色转型工程,创造金山银山的同时要保护绿水青山,系统性替代高碳排放 产能,建立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三产协同生态化改造范式,持续提升产品环境溢价能力。在此基础上,培育 家庭农场联盟、工商资本联合体、合作社矩阵及混合所有制林场等复合型生态经营主体,强化资源管护效能。 通过构建跨产业生态价值链条,形成资源集约型产业集群,实现生态溢价倍增效应。战略闭环需完善生态资 产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创新生态消费场景营销,激活公众对生态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并建立社会资本参与 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完成环境保护成本的内部循环市场化消解。

　　(二)区域聚焦: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生态价值转化驱动乡村振兴,通过本土禀赋整合构建区域协同机制,实现村民生态共富。精准识别并应 对区域性的现实难题,进而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发展稳定且可持续的价值化模式。

　　1.西北生态农业区: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三产融合发展。针对西北干旱区生态农业主导模式面临的 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力不足及同质化竞争等问题,首要任务是实现产业链的纵向延伸。重点发展育种、有 机肥生产及农产品深加工等相关产业,提升产业链各环节的生态附加值,从而增加农民的生态经济效益。同 时,基于区域特色,横向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采摘+农旅融合”“农特产品+康养服务”等多元化生 态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多维度支撑。此外,应积极创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模式,加强相关主体的 专业能力建设,定期评估工作成效与不足,并结合本地生态资源特征制定科学的开发规划,有效避免产业结 构单一导致的过度模仿和同质化竞争问题[7]。

　　2.西南林区: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确保资源开发主体获得合理的机会成本 收益。西南林区林业资源循环开发具有周期长、开发缓慢等特性,因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维持市场稳定和 促进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为弥补市场失灵,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市场交易规则 和监管机制。具体而言,应将生态文明理念与“两山”理念有机融入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制定过 程。通过明确各级政府职责,构建协同高效的生态资源价值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制度供给,完善生态资源开 发监管制度,确保各开发主体权责明晰、行为规范、监督有力。对于尚未实现市场化收益的开发主体,政府应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切实维护其基本权益。此外,政府应扩大生态产品采购规模,以实际行动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3.东南生态区:防范短视行为,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东南生态区的多产业融合与大规模综合立体开 发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尽管该区域具有较强的污染物自净能力和生态系统修复潜力,但在经济利益驱动 下,盲目跟风式开发可能导致生态资源遭受过度利用,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因此,必须坚持综合 立体开发理念,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包括生态资源价值协同管理机制、开发监管制度、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 态化评估监管体系等。与此同时,应高度重视生态产业的持续维护与科学管理,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 良性互动,确保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在保护中实现发展。

　　(三)难点突破:遵循村社理性,整合市场机制,科学界定价值转化边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振兴进程中所遭遇的普遍性实际困境亟待解决,而主要的突破路径如下。

　　1.融合村社理性与市场机制。为化解村社生态资源管理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两者的 有机融合,需要深入探究乡村熟人社会的内在治理逻辑,充分发挥“村社理性”下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引 领作用。具体而言,应当双向发力:一方面鼓励在地乡贤持续深度参与村务治理,另一方面积极吸引新乡贤 回归建设家乡。在地乡贤凭借其根植于社区的紧密联系网络和较高的个人威望,能够有效代表和维护村民利益;新乡贤则往往携带资金、道德等多元资源,并怀有深厚的乡土情怀,有助于在多方利益间寻求平衡点。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强化乡贤群体的引领效能,有效提升乡村集体的协商能力与行动效率,为市 场机制的稳健运行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构建稳固且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利益共享规 则规范各方主体行为,有效推进利益协调工作,确保各方切实履行相应义务,最终实现村社理性与市场机制 的有效融合。

　　2.明确村社改革主体与生态资源统筹边界。生态资源价值化方面,明确界定村社改革主体与县域治理 角色的定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生态资源价值化范畴的界定上,必须充分考虑村社固有的社会资本和道 德规范体系,从而准确定位“三变”改革的主体地位。应当将村社视为生态资源价值的核心供给主体和资源 盘活的关键驱动力。鉴于生态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性及其过度开发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县域在生态资源 统筹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节点,县域具备因地制宜整合区域生态资源 的能力,能够基于就近原则和产业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生态资源价值化议题中,准确界定生态资源 统筹管理与价值开发的边界至关重要。将县域确立为生态资源统筹管理的空间范围,同时将村社集体设定 为价值开发的主体边界,这一双重界定机制对于精准划分生态资源价值化范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清晰 的职责划分有助于协调各方力量,确保生态资源价值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从而有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 实施。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推动生态资源属性转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为实现生态资源多功能属 性的高效转化,应优先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住房、交通和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具体而言,通过建设 适宜的住宅区和乡村养老院,发挥生态资源的居住和养老功能;通过创造新型就业机会,实现生态资源在就 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功能转化;同时,采用生态产业收益分红机制,有效激活生态资源的生产功能[7]。这些 系统性举措将有利于全面促进生态资源属性的转变,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推进过程中,必 须坚持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修复原则,维护其原真性和文化传承价值,并借助普惠性民生项目推动乡村 福利的均衡建设与共享发展。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框架经历了从顶层设计到逐步细化的过程,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制 度保障。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呈现出从价值识别到协同提升再到综合产出的阶段 性特点。这一过程既蕴含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也为我们指明了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关键路径。然而,由于生态产品的多样性和地域性差异,在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要关注区域性的 现实难题,也要从共性难点出发探索有效的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