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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思路和对策

作者：盛朝迅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

　　〔摘　要〕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和前提，能够为质的有效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质的有效提升能够开辟新增长模式和第二增长曲线、拓展发展上限，为量的持续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互为基础，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要准确认识当前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稳增长摆在优先位置，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创新、扩大开放，不断激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澎湃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和服务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持续优化，使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匹配、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①，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要准确把握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瞄准制约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瓶颈问题，精准施策，以量的合理增长为前提，以质的有效提升为目标，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中国经济，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准确把握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内涵特征和辩证关系

　　（一）内涵特征

　　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产量、效率、技术的提高。其中，质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效率，一般用经济结构、全要素生产率、附加值率和利润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水平、能耗和排放等指标来衡量①。量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速来衡量。

　　经济质的有效提升，是指发展水平与传统模式相比有根本性、革命性、超越“临界点”的变革，在科技实力、创新动力、发展质量、发展效益等方面上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台阶，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能够产生“梯队式”跃升，从一个初级水平的分类进入高级水平的分类，比如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或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或成为制造强国等。质的有效提升意味着发展模式的变革、发展位势的提升、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迸发。

　　经济量的合理增长，是指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与潜在增长率水平相匹配②，经济运行不出现大的波动。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和前提，能够为质的有效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推动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首先要有量的合理增长。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次序的变动，是保持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的非显著变化，但不是简单重复，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变也是质变，是在为质变作准备的渐进式升级。

　　（二）辩证关系

　　１．量的合理增长是基础和前提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量的合理增长是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和前提，要充分认识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第一，量的合理增长是实现收入阶段性跨越的必然要求。我国人均ＧＤＰ已由２０１２年的６４０５美元持续增长至２０２４年的１３４４５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仅差５６０美元，但距离中等发达国家２．４～２．６万美元的门槛值仍有较大距离。据测算，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要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年均实际增长４．５％以上，这是实现发展阶段跨越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基础支撑。第二，量的合理增长作为就业的源泉至关重要。经济增长和就业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我国到２０２５年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５５００万人以上，这意味着年均新增就业岗位１１００万人以上。根据就业弹性系数计算，ＧＤＰ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２２０万人左右的城镇新增就业，这意味着实现就业增长目标要求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５％左右。经过努力，我国很好实现了经济与就业同步增长，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经济年均增长５．４％，四年累计新增就业４９７５万人。根据２０２５年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２５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１２００万人以上，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５％左右，这两者也是相互匹配的。第三，量的合理增长作为债务可持续的保障至关重要。从债务／ＧＤＰ这一杠杆率的重要衡量指标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越快、ＧＤＰ体量越大，越有助于缓释债务压力。此外，实际增长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差距越大，债务空间越大。因此，相比于债务规模，经济增长对债务可持续的影响更为关键。第四，量的合理增长作为经济结构转型的托底和促进因素至关重要。从改革开放４０余年的经验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往往也是经济质量提升较为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攀升的时期，反之，经济增速放缓，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多发频发，质的有效提升就成为“空中楼阁”③。在增长中能够化解各类风险，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没有闪转腾挪的空间，经济结构优化、民生福祉增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等也将失去基本依托，很多结构性改革也无从谈起。只有以持续的经济增长带动增量的升级、以需求端托底供给端和技术端，才能实现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增长中实现转型。第五，量的合理增长是通胀预期的稳定器和资本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增长通过稳定供需、提升生产率和增强政策可信度，成为抑制通胀波动的“锚”。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带来的高回报率、强化本币升值预期和风险下降，构成资本流入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必须将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放在经济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此来夯实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和条件。

　　２．质的有效提升是关键和动力

　　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由量的积累到促进质的提升的历史进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跃升。质的有效提升能够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能够放大经济增长乘数效应，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拓展发展上限，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处于决定性地位①。第一，质的有效提升有助于突破资源环境约束，避免“增长的极限”。传统发展模式高度依赖资源消耗、劳动力密集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往往会面临土地、能源、环境承载力等硬约束。通过质的有效提升，可以转变发展模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实现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等绿色产品成为中国出口新名片，并且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是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二，质的有效提升能够通过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产业经过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之后将步入衰退期，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显著下降。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孕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并释放增长空间，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数据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２４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单位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带动的就业和税收是传统制造业的１．５倍，产业升级乘数效益明显。第三，质的有效提升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应对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能力。一般来说，低端产业链易受外部冲击和断供影响，而高科技产业则能够构筑较为稳固的产业发展护城河②。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只有提升附加值才能占据竞争优势地位。第四，质的有效提升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中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制度性交易成本逐步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提升，创造更多高收入岗位，构建顺畅的“技术—收入—创新”循环，从而能够更好满足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品牌、体验的要求，大幅提升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总之，质的有效提升通过技术革命替代资源依赖、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将不可持续，只能陷入“低端锁定”，从而也难以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③。因此，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不可分割，“量”是“质”的基础，“质”是“量”的保障，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实践中，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甚至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导致结构扭曲、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积累风险隐患。二是过于强调“质”，没有认识到高质量发展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有机统一，忽视量的合理增长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导致经济发展停顿甚至出现负增长④。

　　二、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进展与问题

　　（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显著提高，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发展方式、质量和效率发生深刻变革，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

　　一是经济实力实现大幅跃升。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中高速合理增长，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多年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和稳定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３０％左右。２０２４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３４．９万亿元，生产了全世界５０％以上的钢材、船舶和工业机器人，６０％以上的手机、新能源汽车，７０％以上的化纤和光伏组件，有２００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２１年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２０２４年达到１．３４万美元，已非常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１４００５美元的门槛值。

　　二是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党和国家从制度层面作出决策部署，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政策支持和创新环境完善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举措，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经费持续较快增长。２０１２— ２０２４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总量从１．０３万亿元增加到３．６１万亿元；累计投入２７．７万亿元，超过欧盟２７国研发投入的总和。２０２４年，我国Ｒ＆Ｄ投入强度达到２．６８％，接近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创新产出看，基础研究水平明显提高。２０１２年，中国发表了约３３万篇论文，相当于美国的７５％。２０２３年，中国发表了近９０万篇论文，较美国高出了５０％。其中，高被引论文数量从２０１４年的世界第４位上升至２０２４年的世界第２位，占世界份额从１０．４％提升至３３．８％。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２０１１年中国专利申请量为５２万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２０２４年超过４００万件，是美国的３倍多。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推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正在成为加快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逐渐形成了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①。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２０１２年的第３４位上升至２０２４年的第１１位，是１２年间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信息通讯、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核电、深海深空深地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加强。国产ＣＰＵ芯片和操作系统实现从无到有、从不可用到好用的重大跨越，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领域技术国际领先，大飞机、北斗导航、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群体性突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实现“换道超车”。

　　三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１５年保持全球第一，工业增加值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０．８９万亿元增加到２０２４年的４０．５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２０％左右提升到３０％，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的１．６倍。在全球１００多种工业技术中，中国有８０％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十大先进制造业中，中国在７个领域的全球份额保持领先地位，而美国仅在３个领域保持领先。战略性新兴产业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新能源汽车产量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３万辆高速增长至２０２４年的突破１３００万辆，新能源乘用车占全球市场份额由微不足道上升到７０％以上。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４ＧＷ增长到２０２４年的２７７ＧＷ，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比重由５０％提升至７０％。显示面板出货面积占全球比重接近７３％。建成了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为全球贡献了７０％的风电装备。数字经济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超过４０％，数字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５Ｇ基站达到４２５万个，占全球比重超过７１％。中国已连续１２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２０２４年底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４７０台，超过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中国核电、中国航天、中国船舶等大国重器成为国家名片。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等科技型企业令世界瞩目，一批专精特新和独角兽企业有望成为明日之星。入选全球研发投入２５００强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攀升，２０２３年达到６７９家，是２０１３年的３．４１倍，全球排名从第４位跃居第２位。２０２４年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５１０家，是２０１３年的２８．３倍，稳居全球第２位。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９ ∶ １降低到２０２４年的２．３ ∶ １。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５３．１％提高到２０２４年的６７％。

　　四是民生福祉大幅改善。全面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胜利，系统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截至２０２４年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４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６５２０元提升至２０２４年的４１３１４元，增长１５０％。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由２０１２年的３３％下降至２０２４年的２９．８％。从食品消费结构看，居民食品消费更加合理，肉蛋奶等消费量迅速提升，营养摄入更加丰富，饮食更加多样化，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２０２４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１０．７亿人，较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２０％，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

　　五是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持续提升。粮食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连续１０年保持在１．３万亿斤以上，２０２４年首次突破１．４万亿斤，牢牢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中。１８亿亩耕地红线全面落实，国产种源加快突破，玉米、大豆等自主选育品种覆盖率超９５％。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发展全面提速，植保无人机数量已超过１６．６７万台。能源安全稳步推进，原油储备能力明显增加，天然气储备覆盖全国主要消费区，应急保供能力稳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明显提升，１４纳米芯片量产，２８纳米设备国产化率超８０％，五轴数控机床国产化率突破６０％，在若干重要领域突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封锁和打压。这些成就不仅保障了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更在全球不确定性中增强了“中国模式”的韧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

　　（二）量的合理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尽管取得重要成就，但由于受国内外因素影响，未来几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仍面临一定压力。

　　一是“超级房地产周期”可能将持续处于调整期。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从２０２１年的１７．９亿平米下降至２０２４年的９．７亿平米；房屋新开工面积于２０１９年达到峰值，为２２．７亿平米，此后大幅下降，２０２４年降至７．４亿平米；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从２０２０年的１４．４％降至２０２４年的６．３％。截至２０２４年底，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深度、长度、难度都强于以往，房地产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冲击较大。影响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城镇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变化等关键中长期变量走势已步入下行通道。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难以一蹴而就，地方投融资模式和激励机制的重构也需要时间释放。

　　二是新旧动能转换接续不畅。随着国内外需求结构变化，我国传统行业发展出现分化，以房地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重要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趋于弱化。这些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产业链条长、带动就业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成果产业化应用仍需要一定时间，新产业新动能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仍有待提升。部分传统产业发展进入平台期，增长放缓，旧动能增长放缓产生的缺口还不能完全由新动能弥补。

　　三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可能有增无减。主要经济体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抑制高位通胀，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可能将对我国出口造成一定冲击。同时，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及贸易保护继续加剧，美国对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制裁可能将对我国部分行业发展形成较大阻碍①。受世界百年变局、中美贸易摩擦、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全球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阵营化发展趋势明显，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支柱产业出现跨过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直接向东南亚、南亚等境外国家转移现象，一些产业链配套企业被苹果等龙头企业“裹挟”外迁，部分跨国公司开始构建“中国＋１”模式，部分原计划在中国扩大产能的外资项目转投日本、越南、印度等国家，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上压下挤”问题更加凸显①。

　　（三）质的有效提升面临现实制约

　　从质的有效提升看，新时代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但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正处于重构失衡期，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投资结构亟待优化。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较快。据ｗｉｎｄ数据测算，“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出现阶段式下滑，“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平均增速分别为２４．２％、１５．８％、７．８％，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平均增速为５％。基础设施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呈下滑态势。据中经网数据测算，“十三五”时期，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出现下滑，均值为１．５％，较“十二五”时期下降１２．１％。 “十四五”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整体呈波动下滑态势，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增速分别为０．４％、９．４％、５．９％和４．４％，明显低于“十三五”时期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有效投资不足问题凸显。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均资本存量明显偏低，２０２４年我国劳均资本存量为２８．４７万美元，约为发达国家的１／３左右。我国中西部地区广大城镇及乡村在市政、水利设施领域的短缺依然严重，尤其是在“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方面仍有较大投资空间。

　　二是消费结构亟需优化。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６２．７％，而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年均贡献率只有２８．１％，２０２３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８２．５％。２０２４年，受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影响，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降至４４．５％。从世界范围看，主要经济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超过７０％，其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超过５０％。加快扩大内需特别是补齐居民消费短板是推动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向。

　　三是出口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需要进一步多元化。一方面，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出口新动能增长迅速，工业制成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份额明显增加，表明产业升级和全球产业分工位势的深化。另一方面，我国对美国、欧盟、日韩等传统优势市场出口下降明显，已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变成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四是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有待优化。近年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占比保持基本稳定，农业占比逐步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明显，三次产业结构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１ ∶ ４５．３ ∶ ４４．６优化至２０２４年的６．８ ∶ ３６．５ ∶ ５６．７。但从产业内部结构看，农业中的现代农业占比不足，附加值有待提升。制造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有待提升，特别是中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较低、产业附加值偏低等问题突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全球发达区域的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平均值是４５．２２％，日本和德国分别为５６．６％和６０．７％，美国为４７．１％，而中国仅为４１．４５％。从企业结构看，我国高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数量快速增加，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２０２３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只有１．８８％，而美国为２．４％，ＯＥＣＤ国家平均为２．８８％；入选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的中国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３．９４％，美国为８．３５％，入选全球研发５０强的美国企业２２家，中国企业仅有５家。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数量偏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亟待提升。

　　五是产品和服务结构亟需优化。从产品和服务结构看，供给普遍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境外购物增长迅速，２０２４年的居民境外消费额超过１万亿元。高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供给不足，高端装备、关键基础元器件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

　　六是要素投入结构与创新驱动发展和协同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我国重点技术领域大多处于追赶阶段。根据韩国科技部２０２４年发布的２０２２年度科技发展水平评估结果，通过分析１１个科技领域１３６项关键技术，若将美国的发展水平视为１００％，中国则为８２．６％，总体上仍处于追赶状态①。资金、人才和数据等要素与现代产业发展协同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仅为５％左右，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１３％以上的比重不相匹配。

　　三、推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总体思路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要把稳增长摆在优先位置，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创新、扩大开放，不断激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澎湃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和服务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持续优化，使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匹配、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眼于以上目标，总体推进思路如下：

　　一是稳增长。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唯有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保持经济增速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以上，方能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１２００万人以上”等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为１．８９亿户经营主体带来发展信心，为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民生福祉改善夯实基础，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坚实支撑。２０２４年我国ＧＤＰ同比增长５％，人均ＧＤＰ突破１．３４万美元。要按照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聚力稳增长，不断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量”的基础。

　　二是调结构。通过补短板锻长板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为推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不竭动力。要注重优化调整消费与投资、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传统基建与新基建、民生投资与非民生投资、自主创新与引进式创新、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等重要领域的比例关系，同时更加注重向科技创新、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社会民生等领域倾斜。

　　三是提效益。企业利润的改善、居民收入的改善以及政府收入的改善，能够有效使经济复苏从简单的重启效应、补偿效应，转换到内生的循环效应，这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要大力提振发展信心，提高企业和居民预期，激发基层干部、有关部门和地方、广大企业和人民群众等社会各界干事创业活力，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提高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四是保安全。 “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科技、金融、经贸、能源、产业、舆论等方面对我采取更大力度的遏制措施。要保持战略定力，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要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

　　四、推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以扩大需求为主要抓手促进量的合理增长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持续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防范和化解外部冲击、提升供给体系韧性的必然之举。

　　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基于当前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政府要加大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向社会释放稳增长的强烈信号，给市场注入信心。２０２５年，财政赤字率按照４％左右安排，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现５％左右的经济增速提供支撑，为推进减税降费、激发内生动力、推进各项改革提供基础条件，为应对各类不确定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同时，加大中央财政支出力度，在现有超长期国债的基础上继续发力，加大对地方债务置换、稳增长和促创新等长远发展项目的支持。推出新一轮规模１０万亿左右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解决资本金不足问题，以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重大项目为重点有效带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参与建设。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部分地区保运转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一些偏远地区和困难群众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支出。

　　二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就业的函数，要把扩大高质量就业作为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完善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前瞻布局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海洋经济等新兴经济增长点，培育就业新动能①。完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保障，解决后顾之忧是让人民群众舒心消费的关键。要持续完善教育、养老、医疗、幼育等基本保障制度，稳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城镇婴幼儿抚养、学前教育补贴力度，提升普惠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增进民生福祉，释放消费潜力。消费新场景营造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重点解决消费者“无处消费”和消费体验差等问题。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持续扩大人工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电脑、人工智能家电等高端化智能化商品供给。积极发展绿色低碳消费服务市场、国潮文娱消费市场、体育赛事等新增长点。结合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推动老旧社区改造与消费新场景打造相结合，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一批既留得住城市记忆又引领消费新风尚的现代化街区。同时，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和假日制度，倡导工作生活平衡，让老百姓有时间消费。

　　三是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度和逆周期调节力度。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针对投资下滑和民营企业投资波动、“借短投长”等期限错配问题，继续保持货币供应适度宽松并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资金更多流入实体经济。要把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点，进一步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切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避免出现“流动性枯竭”。优化各类企业再贷款白名单制度，加强商业银行间的信贷信息共享，为优质民营中小企业“借新还旧”开绿灯，避免资金过度集中于小部分大型企业。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贴息贷款等支持力度，对现金流良好、市场前景较好企业的流动性贷款到期后实施自动展期政策，稳定企业发展信心。支持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试点知识产权、订单、商标权、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质押融资服务，拓宽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二）以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丰富质的内涵提升

　　要坚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通过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丰富质的有效提升的深刻内涵。要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行业重大工程、产业发展前沿，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促进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要通过坚持绿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助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要通过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转变发展方式，助力内外联动，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积极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在扩大开放中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转变发展方式，通过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就业提质量、强化住房保障等系列举措推进共享，提高民生福祉。特别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收入差距难题。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更好发挥其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及优化税收政策设计，不断加大税收在促进公平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慈善的调节作用①。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机制，围绕公共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培养的资金投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群体和薄弱环节，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引导社会参与，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

　　（三）以创新发展为牵引促进质的有效提升

　　２０２３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新要求，也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方略，更是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②。从发展结果看，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要多出科技成果，又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在实践中，要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起主导作用这个关键特征，坚持以创新驱动为牵引，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相互耦合，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实现新突破，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发展新优势③。要努力形成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各类要素高效流动、优化配置，实现效率提升和新旧动能转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质量、效率、动力等微观基础。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培育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队伍。要构建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推进机制，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培育耐心资本。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科技项目、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向企业集聚，引导龙头企业带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在国际竞争中不断获得竞争新优势④。要着力营造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和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生态场景，让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企业不断“冒出来”。

　　（四）以更大力度开放为途径增强质的持续提升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有效应对国际经贸逆流，通过更加主动的单边开放和自主开放，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⑤，增强质的持续提升。要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发展根基，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不断增强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外技、外智，更加持续稳定和扩大对外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利用关键矿产资源、原材料和能源资源，更加加速培育贸易新动能，持续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持续提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水平，使我国成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的中流砥柱，营造更加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

2.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及实践路径

作者：乔惠波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

关键词：资本;科技;新质生产力;机理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资本发挥积极作用。资本具有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具体体现为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它能够促进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推动生产组织形态的升级进化、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资本要素与科技要素的深入结合是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为此，应大力发展耐心资本，提供稳定的资本支持；发展风险投资，引导大胆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本投资环境；完善科技成果入股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更多的技术资本。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在全面洞察科技和产业发展现状、深入研判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新质生产力立足于科技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需要发挥资本、技术、管理、知识、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其中资本要素②和技术要素具有重要的相关性。资本通过与技术的紧密结合，能够有效提高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和规模。

　　一、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超越“资本的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一致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资本的积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双重属性，它一方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会因资本家追逐利润剥削工人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瓦解资本主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是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它作为生产要素通过与包括科技要素在内的其他要素的紧密结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整体活力的提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资本具有发展生产力的功能

　　资本既是生产关系的体现，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反映。生产力是指人从事活动的能力，反映着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从自然经济时代的自然力等要素主导生产，转向以现代技术、机器为代表的先进要素主导生产的过程。虽然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批判，但对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资本“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①。

　　资本具有生产力功能，是因为资本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的。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带来的协作生产即是资本生产力的表现。资本把独立的劳动者组织起来进行协作生产，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利用分工等生产组织形式和机器等生产工具带来了生产力的爆发，资本的生产力性质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获得价值增殖的动机驱动下，资本点燃了人们致富的欲望，表现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资本的生产力功能还表现在资本运动的连续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②。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必须不断地进行往复运动。为了实现和加快这种连续性的运动，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条件并不断改善，这就使得机器、技术的应用成为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运动的特征表明资本蕴含着生产力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里面提到，“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③。资本以吸纳具有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为其创造剩余价值④，而资本家则通过不断加速资本周转和增加资本投入的方式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是资本生产力功能的直接结果。

　　资本的生产力功能实质是指“资本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须借助于资本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实现。生产要素从属于资本，成为资本的附属物，资本成为劳动者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马克思肯定了“资本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⑤。在以提高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动机驱动下，资本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显露出了它通过控制机器完成对社会权力控制的野蛮作用。

　　（二）资本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

　　资本的生产力功能突出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和促进。资本在获得对生产资料、劳动工具以及自然力量的支配权后，就与先进生产力有了内在关联，“即资本以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把先进生产力各种要素纳入自身生产体系并服务于自我需要”⑥。科学技术、机器等成为促进生产力的新要素，体现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刺激科技发展的直接动力。资本必然“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 ⑦ 并为自身服务，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伴随着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而出现。 “技术创新是资本增殖的主要方法”①，资本增殖的动力会促使新技术和新工具的产生与应用。资本和科技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资本所有者对新技术、新工具、新要素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们会时刻关注可能出现和已经出现的能够产生巨大生产力的新技术和新工具。 “每个资本家都有动机去寻求和竞争者们相比更具生产力的技术。”②因此，“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③。现代公司制度的兴起与完善也给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提供了新的途径。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降低了资本所有的风险，也降低了资本控制技术产生危害的不确定性。资本带动新技术、新机器的发明使用，构成了现代化生产的主要内容。总之，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条件的改善，成为资本控制社会权力的工具。资本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掌握获得了本属于科技的生产力，科技逐步内化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刺激了先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也存在明显的、难以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产生了资本，资本的繁殖又促使机器大工业不断升级，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流转。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科技的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结合实际上是资本对科技的操纵。资本成为衡量一切关系的尺度，支配着包括科技成果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最终却反而限制了科技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避免资本的弊端，实现资本和科技的重新结合。资本采用科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内在冲动，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资本要素与科技要素的深入结合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形成新质生产力，很大程度得益于对资本的改造和利用。当前，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高科技通过与资本要素的深度结合，实现了先进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演进结果，本质是科技要素④地位和作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质变。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⑤在生产力诸要素当中，科技是相对于传统的实体性要素的非实体性要素。随着传统实体性生产力要素在推动生产力方面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科技要素这一非实体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普遍，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资本要素是连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关键纽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资本、技术、劳动、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在这当中，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结合更为重要，二者的结合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动力。这一过程不仅为资本找到了更多的投资渠道，也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了合理途径。人工智能等引领时代的新型科技需要大量资本的介入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资本也愿意对这些新型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拓展进行投入以获取高额回报。各种“产研结合”“产学结合”模式正是资本和科技结合的反映。总之，资本要素和科技要素的结合构成了新质生产力产生发展的重要特征。

　　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和科技相结合的内在逻辑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发展理念等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⑥，新技术、新机器的应用并不会带来新质生产力，资本控制一切的冲动实际限制了科技潜能的彻底发挥。然而，社会主义经济“突破了资本逻辑下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指向的是人们利益的增加，在保障人民利益基础上实现了资本和技术的统一，由此能够激发出科技的巨大动能，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资本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将会大幅减缓，也就难以形成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二、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

　　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跃迁涉及创新技术的应用、生产要素的升级、生产组织形态的改造和产业体系的重构。在这一跃迁过程中，资本要素的作用不可或缺，它能够实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理结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说，资本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创新技术的突破、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生产组织形态的创新和产业体系的升级赋能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活水源头。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把资本要素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分析资本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

　　（一）资本促进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变革科技创新范式、提升科技创新效率、赋能创新生态系统，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途径。资本能够加速这一科技创新变革进程，通过满足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引导新质生产力各要素向可能产生科技创新的领域聚集，推动科技创新产生深刻变革。

　　资本天然对技术创新有敏锐的洞察力，对能够产生应用前景的技术有强烈的意愿进行投资。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高生产率，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突破规模报酬递减规律，资本所有者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新技术的采用上。历史已经表明，在每次技术革命的前夜，资本会展现出对“新技术的集中和对旧资产的轻视”②，大大加快了技术革命的进程。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强改造性作用，因此，资本所有者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本到新型尖端技术领域，培育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新能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一代科学技术正在加速迭代发展。随着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数据＋算法＋算力” 的合成效应，可以形成一系列新的创新产品。这一切的发生，都离不开各类资本的介入和推动。资本可以在创新研究领域进行大胆的尝试与投入，投资经济回报高的基础技术研究专注于长期的价值创造，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开发和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领域更为稳健持续的发展。

　　资本要素能够促进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因为享有剩余索取权激励，更愿意承担企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高风险，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更为稳定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孵化更多的具有创新价值的科技产品和科技成果。二是资本催生了多元创新主体。资本是重要的科技创新主体，不仅可以投资相关的科技型企业，还可以直接进行科技创新产品的研发，大大拓宽了科技创新主体企业的规模、层级和边界。三是资本投入不仅可以推动企业的研发工作，而且可以通过投资企业研发，带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使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系统性和颠覆性改变，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生态。四是资本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实现人与数字化的新联合、人与人工智能的新融合，构造崭新的创新活动，形成面向未来的创新系统。五是资本可以构建多元投资组合，有效分散单个项目失败的风险。因此，市场创新主体可以专注于科技创新和长期研发，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研发失败的风险。

　　（二）资本催化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资本要素与技术要素关系的重构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而资本要素是实现要素间优化组合与跃升的重要纽带，能够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重新集聚配置，实现要素间的优化组合与跃升，因而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①。借助资本的润合作用，可以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有效对接，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资本能够推动数字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使技术创新的步伐大大加快，这给生产要素间的组合跃升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资本要素能够推动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可以延伸和放大传统生产要素的功能，提高生产要素质量。通过资本的作用，传统生产要素与数智化生产要素融合升级，使生产要素具备数字化、智能化特征，推动生产要素向多元化、复杂化、高级化方向发展，大大提高了产出效率。二是资本能够推动培育高端生产要素。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资本推动下的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创新生产要素，实现新型生产工具和新型劳动力的结合，培育和生成新型生产方式。资本与科技的结合能够改善劳动者要素的教育状况，培育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使得资本有更强的意愿进行高技术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再教育、培训等方式，快速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劳动质量等，改善企业的人才结构和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资本的大量投入有助于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改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生产场景，为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奠定基础。如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的投入可以缓解我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通信技术等落地实施。

　　（三）资本推动生产组织形态的创新

　　生产组织形态是企业生产过程中如何组织和安排生产流程、人员和资源的方式。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特点和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生产组织形态，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 “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只有在生产组织形式进行相应调整以达到相互匹配的状态时才能充分获取”②，这种技术与生产组织之间的互动也称“技术—经济范式”③。技术创新往往伴随着生产组织形态的变革，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会对传统生产组织形态带来冲击，生产组织形态必须进行相应变革以实现技术与组织形式之间的良好匹配。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技术基础的经济发展就离不开由多单位结构和专职管理团队构成的现代企业制度。

　　由于资本主体的多元化及灵活性，资本对于生产组织形态的生成和变化具有很强的适配性。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一方面会主动选择更加适应发展要求的生产组织形态，另一方面会主动适应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组织形态的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对生产组织形态的变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灵活性高、市场反应迅速的生产组织模式，以快速推进高科技产品进入市场，推动产品的更新换代。而资本的介入可以在生产组织形态的变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资本要素可以快速应对市场的变化，把市场对生产组织形态的要求转变成实际的生产形式。资本出资人通常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为达到提升企业绩效、助力企业发展的目标，资本方会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会有更强的意愿采取更为先进的生产组织形态以提高公司的绩效。在数智时代，新的数字科技产品不断迭代更新，新科技的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客观上对生产组织形态的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资本会更为青睐符合数字技术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组织形态，促使生产组织形态不断迭代更新，推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

　　（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资本投资行为使技术变革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生产力跃升。创新带来的技术变革需要资本的强力支持。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资本会流动到利润高的产业。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资本愿意投入到新的行业和产业当中。资本通过连接技术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

　　第一，资本和数字技术的结合可以加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进程。传统产业需要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渗透下实现数字化升级和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①。我国传统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门类中的比例较高，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是实现我国经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资本的投入可以大大加速这一进程，驱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首先，资本能够鼓励和支持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通过新技术的利用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能够重塑生产流程、创新管理模式、变革商业模式，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其次，资本能够引导传统产业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绿色低碳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通过加大对传统企业的绿色化和循环化改造，加大对高污染、高耗能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促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减少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最后，资本通过加大对传统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工艺流程，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价值链向更高层次转移。

　　第二，资本投入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可以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数智时代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打造一批急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释放出新质生产力的巨大能量。资本能够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活力，促使这些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演化中，必须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在新兴产业领域的资本的投入以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促使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资本可以参与打造代表产业长远发展方向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决定着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超前布局能否成功。发展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选择。资本愿意承受未来产业发展的试错成本，使企业科技研发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科研人员可以大胆创新和探索。通过加大对未来产业的资金投入，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可以培育和孵化一批具有潜在成长性的面向未来的企业，打造开放友好的未来产业创新生态②。近些年来，大量资本专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的研发和突破，不断探索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不仅推动了科技创新的发展，而且为国家经济的发展积蓄了潜在的动能。

　　三、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资本既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催化剂，也是新质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推动力。资本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需要大力发展耐心资本，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需要发展风险投资，引导大胆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本投资环境；还需要完善科技成果入股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更多的技术资本。

　　（一）发展耐心资本，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国外学者将耐心资本定义为一种股权或债权投资，其目标是获取特定的长期投资回报①。耐心资本是基于长期投资获利的资本形式，重视长期回报而不以追求短期收益为目标且风险承受力高。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这样才有利于科技研发的成功。耐心资本能够通过投资期限与科研项目相匹配使项目财务压力保持在合理的区间，让创新主体专注于技术研发工作，避免受到资金压力的干扰。耐心资本还能够使创新主体拥有更加宽容的试错空间，减少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更长周期、更加稳定的资本支持。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②。这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一，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拓宽资金来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投资主体多元化才能保障有足够的耐心资本。通过多种渠道拓宽资金来源，政府基金、国有资本、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投资主体要积极进入投资领域。这些投资主体一般投资周期较长，符合耐心资本的特征。同时，还应该积极拓展民间投资来源，吸引社会投资，形成稳定性资本新动能。应提高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运作效率，通过“母基金＋参股＋直投”等方式支持新兴产业。应积极引进外资，降低投资者约束，引入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和长期资金，增强市场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第二，完善支持耐心资本的相关政策。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长期投资，积极引导和引入各类长期资金。对长期投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者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可以探索建立科技企业长期股权分红激励机制，对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管理人员和外部投资者给予适当的股权奖励③。完善政策加大银行资金对创业项目的投入，通过发行长期资管产品以满足创投需求，使银行资金从短期储蓄向长期投资转化。

　　第三，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吸引耐心资本。一方面，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吸引更多的耐心资本投资科技创新企业。政府资本重点支持“卡脖子”技术攻关、前沿科技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奖励敢于承担风险、致力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另一方面，善于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引导更多的长期资金投向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但技术风险较高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并购重组是市场化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可以推进产业整合、增强产业协同、优化战略布局、加强科技创新。完善并购重组政策体系，引导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推动股份、现金、定向可转债等多种方式的运用，扩大企业长期资本的规模，为企业科技研发实力的增强提供资金支持。

　　（二）发展风险投资，引导大胆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当前，数字技术发展加速了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的聚集，而处于初创阶段的科技型创新公司普遍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风险投资相对于耐心资本侧重于短期投资，可以满足科技型公司在初创阶段的资金需求。风险投资机构汇集了大胆资本，愿意对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创新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不仅可以填补传统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市场空缺，还能够通过获得创新企业的部分股权，参与企业发展关键决策，推动企业发展壮大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②。

　　第一，鼓励和引导大胆资本投向科技创新领域。通过完善资本投资相关制度安排，增强资本的流动性，引导各类资本特别是大胆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针对大胆资本的特点，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信息披露、风险预警等机制，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同时，鼓励天使投资人和个人投资者参股大胆资本，这些投资者通常更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投资高风险但潜在回报高的创新型企业。鼓励支持国资基金大胆试错，对于种子和天使等初早期资金，探索取消返投时序进度、资金规模等要求③。

　　第二，建立并完善风险投资市场准入和退出渠道等制度体系。政府加大对创投市场和并购市场的政策支持，深化发行承销制度改革，优化审批程序，拓展上市标准，使更多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能够有机会上市，以吸引更多的大胆资本投资有较好上市前景的科技型企业。放宽社保资金、银行资金等投资比例和范围限制，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到具有较高风险的高科技创新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基于科创板的创新金融产品，如结构化产品、量化对冲产品等，扩大风险资本的投资规模，增强风险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积极进行风险投资制度创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贯通风险投资的整个循环流程，为风险投资行为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建立容错机制和差异化监管方式。伟大的创新背后往往是无数的尝试和失败，科技创新不可避免会伴随着失败的风险。建立容错机制可以鼓励风险投资，综合考虑项目的创新性、发展潜力、风险和回报，明确容错边界，缓解正常的风险投资的思想包袱。对于不同的基金如种子、天使、产投、创投等，可以制定差异化免责或减轻定责的具体情形，设置科学合理的容亏率。风险投资机构要进一步把握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趋势，精准识别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提升投资的成功率。

　　（三）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本投资环境

　　发展资本市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能够引导资本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刺激产业不断改进生产流程，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实施了以发行注册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支持。但是对标成熟的资本市场，仍需要打通资本市场和创新性企业之间的堵点和卡点，规范资本市场建设，激发资本市场活力，完善股权投资机制，为科技创新注入金融力量。

　　第一，建设安全、透明的资本市场环境。 “要继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各类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④。科技创新的周期性较长且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资本市场着眼于企业未来的成长潜力，给予科技型企业基于未来现金流的合理估值，有针对性地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资本服务。要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着力打造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各有侧重、协调互补发展的良性格局，助力企业科技创新。资本市场只有服务于国家战略，投资才能够带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市场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打造健康高效的资本市场。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从严打击，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对因违法违规而造成的投资者损失，强化相应的赔偿救济机制，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挪用私募基金资本等犯罪行为，从严查处财务造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要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释放政策红利，保护好投资者权益，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加快建设成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让其真正成为社会预期的 “温度计”、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居民财富的“蓄水池”①。

　　第三，完善“募投管退”生态。要优化募资环境，健全创业投资与创新项目的对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关键领域。应健全多样化退出机制，拓宽退出渠道，确保投资者在项目成熟时能够退出获益，激励更多资金投入科技企业。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为科技企业提供法律、会计等服务。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畅通资本流动体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减少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和短期波动，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完善科技成果入股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更多的技术资本

　　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推动前沿性高科技成果向资本转化，实现资本要素和科技要素的反向结合，也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技术对劳动和物料成本的替代以及技术的高附加价值创造力是这一时代最显著的特征。”②技术本身不是资本，但技术可以转化为技术资本。技术资本是指技术拥有者将技术产权化并证券化，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转让的股份。技术资本的所有者凭借其产权特征参与公司的剩余收益分配③。

　　第一，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实行产学研一体化。技术入股有利于企业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实现资本和技术的共同发展。科研机构以技术入股等形式，借助产业孵化中心等平台，参与到高新技术企业当中，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激励科研机构孵化更多、更先进的科研成果，加速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应当鼓励、支持科研机构利用资源平台对科研成果进行有效转化。政府要转变思路，积极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技术转移、产业化转化等提供全方位支持。

　　第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加深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激励机制。技术资本显著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知识产权，这是受法律保护的一种财产形式。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创新环境，使知识产权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战略服务。政府要在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起始阶段深度介入④。知识产权权利人通过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而从社会上募集到资金，可以缓解知识产权权利人生产经营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立“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良性循环新模式。充分尊重科研团队的自主权，明确科研团队和单位的所有权比例并各自赋权，在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允许科研团队拥有符合其贡献的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科研团队和单位可以按照约定比例共同享有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鼓励建设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为科技成果确定股权、上市融资提供技术评估、市场分析、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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