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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作者：郭丽燕,程钦良
作者单位：福建商学院;兰州财经大学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ＦＤＩ;区位选择
摘要：探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对新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基于新经济地理 理论，梳理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并运用中国 ２５８ 个地市级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使 ＦＤＩ 区位向本地区转移，并且，缘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差异和不同规 模 ＦＤＩ 区位选择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敏感性不同，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 ＦＤＩ 规模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推动产业集聚与分散分布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本 地市场规模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０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推动 经济增长、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动力来源。改 革开放 ４０ 多年以来，作为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外 商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要素［１］ 。当前，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加深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中国已然成为外商直接投 资的主要流入地，２０２２ 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 额达 １２ ３２７ 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商直接 投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区域差 异，总体空间分布不均衡态势明显，东部地区是外商 直接投资的高集聚地，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 模较小，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不均也成为了致 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优化外商直接 投资布局是当前外资引进工作的重点任务，对此， 《“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利用外 资结构持续优化”是“十四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 主要目标之一，不仅要优化外资产业结构，而且要推 动外资布局更加合理，更好地发挥外资在区域协调 发展中的作用。
现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作为社会生产活动依赖的基 础，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 重要因素［２］ ，中国传统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外 商直接投资区位产生了重要影响［３］ 。然而，随着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经济形式、新业态的涌现，信 息流动成为影响生产及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依赖 于传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并作为关键 区位因素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布局的作用已难满足现 实需求，寻求新的区位因素吸引并优化外资布局成 为了当前引进外资工作的首要任务。近年来，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支撑 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为全球企业互联互通搭 建了便捷平台，生产要素的整合、开发和共享更为迅 速，企业能够及时掌握国内外市场变化和趋势信息， 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本与营商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 变［４］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 择提供了新动力。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要 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需要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 动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指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能够有效激发技术创新、打通市场连接、加速生 产率提升。随着一系列战略的实施，中国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进展迅速，成果丰硕，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是否会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其背后 的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尚不明ᆶ，本文的研究旨在 探讨上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就依托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合理布局提出政策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规模报ഐ递增和ቊ断竞争 的框架下将空间因素以运输成本的形式引入一般均 衡框架，阐释了基础设施联通等“第二自然因素”对 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作用机制，为本文的研究 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在新经济地 理学理论框架下，全面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内在机制，并对理论分析包 含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主要的边际贡献 为：①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厘清了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拓展 了现有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研究边界；②利用“宽带 中国”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适用 ＤＩＤ 方法识别了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果 效应；③结合“东数西算”工程等为依托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布局提出政策建议，有助 于加深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 面更深层次的理解。
１ 文献综述
数字基础设施的相关研究着重探讨了数字基础 设施的概念及测度方法，为本文的研究设计提供了 借鉴基础。首先是对数字基础设施概念的界定，数 字基础设施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驱动，以网络信 息连接为底层支撑，提供融合渗透、数字转型、网络 互联等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５］ ，数字基础设施 本质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最 大的不同在于技术先进性［６］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不是᳠弃传统基础设施，而是一方面布局全新的信 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智能信息基础设施，另一方 面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 造［７］ 。其次是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测度。数 字基础设施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工程， 学者们大多利用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测度。例如，王 琴等基于地市级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和数字基 础设施产出两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数字基础设施 评价指标体系［８］ ；赵星从省级层面构建了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水平测度指标体系［９］ 。还有部分学者将 “宽带中国”战略视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次“拟 外生冲击”进行研究［１０ － １２］ 。另外有学者利用文本 数据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测度。例如，小静 等取各省市自治区信息就业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 重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词频比重，用两者乘积衡 量各省市自治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１３］ 。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一类是基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研究资 源禀赋差异、数字经济发展［１４］ 、城市数字金融［１５］ 、 技术创新［１６］ 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 响。还有部分学者重视政策、文化、社会等因素的作 用，研究创新政策环境［１７］ 、政府数字化［１８］对 ＦＤＩ 区 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以上要素对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的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另一类是在空间视 角下研究 ＦＤＩ 区位选择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 ＦＤＩ 区位条件因素存在时空差异［１９ － ２１］ 。王青等研 究数字经济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 经济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空间效应显著为正，且存在 空间分异特征，其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显 著［２２］ 。最后一类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 集聚效应、本地市场规模等新经济地理学要素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梁蕾研究发现新经济地理学 强调的集聚效应、市场潜力、贸易成本、技术溢出等 要素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２３］ ；黄肖琦等研究发现市场规模效应的发挥受运输成本的影响，当地的运输成本越低，市场规 模的重要性就相对越小［２４］ 。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相关研究，学者们主要就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 设施分别进行了讨论。首先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 影响，现有研究认为基础设施作为社会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有着重要的影响［２５］ 。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 赋能中心城市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促进资本流动 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２６］ 。其次是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影响，这类文献集中探索互联网等数字化基础 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４，２７，２８］ ，相较于传 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具备跨时空的信息传播 能力，可破解信息不对称壁ᇉ，加速创新要素流动， 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 升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２９，３０］ ，尤其能够显著 地促进外资进入中国，推进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外资流入，助推外资向中西部和中小规 模城市布局［２８］ 。另外，还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了数字 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发 展显著提升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且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的可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外商直接投资 促进效应［１４］ 。
综上，相关研究依然停留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层面，而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内涵更为广泛，不仅包含 网络性特征，还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特征或要求。因 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本质特征出 发，进一步梳理和探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商直 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２ 理论分析
数字基础设施是以数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 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已成 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理 论为基础，着重从降低产品“冰山”运输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作用出发，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中国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存在的区域差异实际进行异质性分析。
２． 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 ＦＤＩ 区位选择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降低产品“冰山”运 输成本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从数字基础设施以通信 网络为基础的属性来看，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是数 字化知识和信息流通的高速公路，能够实现信息跨 时间、跨区域的流动、共享与整合，ᝥ弱了物理时空 对信息共享交流的限制，可降低企业在跨区域产品 贸易中的信息搜寻、匹配时空成本［３１］ ；另一方面，依 托数字基础设施，政府、企业等各部门可搭建信息服 务平台，简化产品运输过程中“报关”等复杂的程 序，提高货物周转率，缩短了产品运输时间；此外，依 托数字基础设施搭建网络采购—分销平台，不仅建 设和维护成本较低，而且从生产到销售突破了时空 约束［３２，３３］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当“冰山”运输 成本较低时对于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产业集聚的 发生；当运输成本较高时，即使规模经济效应显著， 企业也会选择分散分布；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 时，市场拥挤效应的作用会大于规模经济的作用，运 输成本的降低会促使产业分散分布。进一步，产业 的集聚和分散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一 般而言，产业集聚地拥有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产业 集聚地规模经济优势，能够吸引 ＦＤＩ 流入。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产品“冰山”运输成本，为产业 的集聚和分散创造了条件，在市场拥挤效应形成前 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主要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降低产品“冰山”运输成本，有利于促进产业集 聚，吸引 ＦＤＩ 流入；反之，当产业集聚超过有效规模 时，市场拥挤效应发挥主要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将会驱动产业分散分布，对 ＦＤＩ 流入产生负向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提升地区生产效率影 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首先，从数字基础设施以通信网 络为基础的属性来看，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资 源闲置或资源利用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减小了宏观经济整体中资源供需市场的 信息不对称性，能够促使部分生产资源跨区域流动， 优化区域间资源配置［３４，３５］ ，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另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为知识的空间传 播提供了便利，不仅可以实现知识的远距离传输，且 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既能够直接提升区域技术水平 和生产效率，还可以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提高管理效 率，进而提高生产率。其次，从数据基础设施以数据 创新为驱动和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属性来看，一 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促使企业依托数字技 术运用互联网思维，改善组织内部管理模式，提高需 求端和供给端的效率，进而提高供需匹配效率［３６］ ， 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以数 据创新为驱动，涉及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可以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极大地提高生产效 率［３７］ ；此外，从数据要素的使用角度来看，数字基ඃ 设施建设可以加快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优化资源 配置，随着数据要素应用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数据 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边界被不断拓宽，数据 要素与传统ᆹ动力等要素的结合程度也不断加深， 有利于提升原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区域 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３８］ 。资本的逐利性表明，地区 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 ＦＤＩ 流入的重要因素。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提升地区生产效率 吸引 ＦＤＩ 流入。
２． ２ 市场规模的调节作用
市场规模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 择的作用存在正向影响。一方面，产品在区域间的 流动存在运输成本，故而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商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选择更接近大市场的区位， 故而拥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地区更易通过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当市场 规模增较大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冰山”运输 成本降低会导致生产要素向拥有较大市场规模地区 的集聚，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将进一步吸 引更多್商投资生产。因此，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作用更强。
２． ３ 区域异质性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技术含量高、投资周期长、资金需求大，在地 理空间层面，由于城市资源要素禀赋、传统基础设 施、数字技术基础和国家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客观 差异，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对 ＦＤＩ 流入的吸引能力存 在差异。一方面，东部地区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能够为区域内企业部门间、部门内信息传递 提供基础保障，降低企业边际成本，较中西部地区而 言更易对 ＦＤＩ 流入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数字 基础设施的建设容易导致知识和技术生产要素向具 有较高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地区流动，加剧区域 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 区的作用较强。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模型设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国务院出台《“宽带中国”战略及 实施方案》，第一次将宽带明确为国家战略性公共 基础设施，工信部和国家发改ᚿ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批ὢ选了 １１７ 个“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群）。“宽带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示范 城市中涉及的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与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内容高度重合［１２］ 。因此，本文借鉴于 志慧等的研究，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作为数字基 础设施的代理变量构建模型［３９］ ，另外，“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的申报政策要求城市的宽带接入能力、固 定宽带接入数、移动电话人口普及率以及宽带用户 渗透率等指标体系满足一定条件，同时，宽带网络是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进一步表明 “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处理效应可以作为城市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替代变量。因为“宽带中 国”示范政策是外生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冲击， 且是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３ 个批次，本文将其视作 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双向固定 效应回归模型来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商直接 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ｙｉｔ表示 ｔ 年 ｉ 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ｄｉｄｉｔ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表示 一系列控制变量；ｃｉｔｙｉ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ｙｅａｒｔ 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估计系数 α１ 度量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冲击 前后的平均差异。
３． ２ 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３． ２．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ｆｄｉ），借鉴王智新等的研究［１５］ ，以 ＦＤＩ 实际使用额 取自然对数为具体衡量指标。
３． ２．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ｄｉｄ）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 释变量，用“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处理效应表示。 具体地，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ｔｒｅａｔｅｄ 设置为 １，非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ｔｒｅａｔｅｄ 设置为 ０，作为处理组 和对照组；将示范政策实施当年及往后年份赋值为 １，政策实施之前的年份赋值为 ０，以二者的交互项 表示“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处理效应 ｄｉｄ （ｄｉｄ ＝ ｔｒｅａｔｅｄ*ｔ）。
３． ２． ３ 控制变量 借鉴孙玲、王智新等的研究［４０，１５］ ，选取人力资 本（ｈｃ）、贸易自由度（ｔｆ）、金融基础（ｆｉｎ）、政府干预 （ｇｏｖ）和产业结构（ｉｎｄ）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计算方式见表 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３． ２． ４ 数据来源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 国 ２５８ 个地市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计量 分析，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行政等级变化城市的数 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 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公报和 ＥＰＳ 数据库等，部 分缺失值采用线性ಭ值法进行了ಭ补。
４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４． １ 基准回归分析
对模型 １ 进行估计，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如表 ３ 所示。表 ３ 中列 （１）—（６）是逐步回归的基准回归，可以发现核心解 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系数为正，且均在 １０％ 和 ５％ 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也基本 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结果的稳健性。以列 （６）结果为例进行分析，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 估计系数 为 ０． １３９，在 ５％ 的水平下显著，即“宽带中国”政策 的施行使得所在地区的 ＦＤＩ 显著增加，也即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能提高当地的 ＦＤＩ 水平，促使 ＦＤＩ 区位 向本地区转移。
４． ２ 稳健性检验
４． ２． １ 改变样本容量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直辖市自身 ＦＤＩ 水平较高，存在 ＦＤＩ 路 径依赖，可能会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的影 响从而造成឵假回归；２０２０ 年新༴᠁疫情的ఓ发 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一具有全球影响的 重大卫生事件对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 投资存在直接影响，进一步影响模型估计结果。鉴 于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在 样本中剔除北京、天津、重庆、上海 ４ 个直辖市样本 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３ 列（７）；二是将 ２０２０ 年 的样本剔除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３ 列（８）。对 比基准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列（７）和列（８）核心解释 变量前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地区 ＦＤＩ 流入，研究的基准 回归结果稳健。
４． ２． ２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进行双重差分法估计的重要条件是在“宽带中 国”示范政策实施前，控制组城市与处理组城市的 ＦＤＩ 水平变化趋势相同或未有明显差异。本文借鉴 Ｂｅｃｋ、于志慧等的研究［４１，３９］ ，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 行平行趋势检验，模型具体如下：
式中：ｃｕｒｒｅｎｔ 是城市 ｉ 被纳入“宽带中国”示范 城市的政策年；ｄｉｄ － ｊ ｉｔ 是在城市 ｉ 被纳入“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的前ｊ 年为 １，反之为 ０；ｄｉｄ ＋ ｊ ｉｔ 是在城市ｉ 被 纳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后 ｊ 年为 １，反之为 ０， 其余各变量含义同式（１）。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实 施的前 １ 期作为基期并剔除，得到平行趋势检验结 果如图 １ 所示。
系数值均不显著，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城 市与控制组城市在 ＦＤＩ 水平上无显著差异，符合平 行趋势假设。在动态效应方面，“宽带中国”示范政 策实施后，前三年内对 ＦＤＩ 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但从 第四年开始，“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影响系数显著 为正，且存在上升趋势，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对 ＦＤＩ 提升产生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存在滞后效 应。该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宽带中国”示范 政策因政策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存在明显的时滞效 应；二是该政策下数字基础设施从投入、建设、使用 到发挥效用存在周期。
４． ２． ３ 区域异质性分析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 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导致其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作 用可能不尽相同，存在区域异质性。对此，本文将样 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分组回归（按国家统计 局三大经济带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 南、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回归结果 如表 ４ 所示，表 ４ 列（１）—（３）分别是东、中、西部分 样本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 ４ 可知，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外 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１８６，在 ５％ 的水平下显 著，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商直接 投资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３９ 和 ０． ０４１，系数较东部差 距较大且不显著。表明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内 在机制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前期需要大量投资，且对 ＦＤＩ 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受经济发 展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较东部低，加之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地理区位 优势和经济基础优势，使得东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能 力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４． ３ 机制检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推动降低“冰山” 运输成本进而推动产业集聚或分散、提升区域生产 效率进而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市场规模对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作用存在一定的调节 作用。
４． ３． １ 产业集聚机制
借鉴张ᚶ等的研究，以第二产业区位熵来衡量 产业聚集（ａｇｇ ），具体计算公式为：ａｇｇ ＝ （Ｅｉ ／ＧＤＰｉ）／（Ｅ ／ ＧＤＰ），其中，Ｅｉ ／ ＧＤＰｉ 为 ｉ 地区的第二产 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Ｅ ／ ＧＤＰ 为全国第二 产业增加值和全国 ＧＤＰ 之比。并以此为中介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产业集聚机制，结果如表 ５ 列（１）和列 （２）所示。
由表 ５ 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集聚的 影响系数为 － ０． ０１２，且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 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驱动了第二产业分散分布；另 外，产业集聚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 第二产业的集聚和分散分布是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 重要因素，第二产业集聚会吸引 ＦＤＩ 流入，反之亦 反。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中，Ｓｏｂｅｌ 检验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结果均显著，其中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的直接效应与 间接效应为 ０． ４２２ 和 ０． ０３８，这意味着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可通过驱动产业分散分布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产 生间接影响，前文理论分析的产业集聚机制存在。 该结果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的总效 应为正，表明其他作用机制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了 ＦＤＩ 流入。
４． ３． ２ 生产效率机制
首先采用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模型测算地区 生产效率，考虑该指数测算结果表示当年 ＴＦＰ 相对 上一年的变化情况，而非实际 ＴＦＰ 水平，故本文借 鉴张月友等的研究［４２］ ，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转换为以 ２０１１ 年为基期的累计变动率形式，以 反映真实生产效率情况（ｔｆｐ）。具体的投入产出指 标选取及指标测算如表 ６ 所示。
在上述真实生产效率测算的基础上，借鉴江ᙙ 的研究［４７］ ，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生产效率机制进行检验，检验 结果如表 ５ 列（３）和列（４）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对区域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６１ 在 ５％ 的水 平下显著，中介效应检验中，Ｓｏｂｅｌ 检验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结果均显著，其中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的直接效应与 间接效应为 ０． ４２７ 和 ０． ０３３，这意味着数字基础设 施可以通过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对 ＦＤＩ 有促进作用， 且数字基础设施对 ＦＤＩ 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通过区域生产效率产生的间接效应，前文理论分析的生产效 率机制存在。
４． ３． ３ 市场规模调节机制
首先对本地市场规模进行测度，借鉴申广军等 的方法［４８］ ，使用地方 ＧＤＰ 与全国 ＧＤＰ 之比衡量本 地市场规模（ｌｏｃ）。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面 板交互项模型对市场规模调节机制进行检验，具体 模型设定如下：
交互项，其他符号及变量含义同式（１）。对模 型（３）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７ 列（５）所示。ｄｉｄｉｔ * ｌｏｃｉｔ的系数为 ０． ００２，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 规模的扩大会增强本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 位选择的作用，前文理论分析的市场规模调节机制 存在，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使得拥有较大市场规模的 地区更易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吸引外 资流入。
４． ４ 进一步分析：不同 ＦＤＩ 规模的异质性
出于生产和信息交流成本的考虑，不同规模的 ＦＤＩ 投资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敏感性可能不同，因此 文章进一步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不同规模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情况。因为面板分位数模型可以探 究不同分位点水平下自变量对其的影响，能够更全 面地反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规模 ＦＤＩ 区位选 择的影响，故而本文设计如下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
式中：下标 ǂ 表示分位点（本文选取 ０． １、０． ２５、 ０． ５、０． ７５、０． ９ 五个分位点），其他符号及变量设定 同式（１）。
对公式（４）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 表 ７ 所示。
由表 ７ 可知，０． １、０． ２５、０． ５、０． ７５、０． ９ 等 ５ 个 分位点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分别 为 ０． ２６９、０． ３６９、０． ４６９、０． ５６１ 和 ０． ６３６，系数随着分 位点的增加逐渐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除 ０． １ 分位 点外其余 ４ 个分位点处影响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上 显著，即 ＦＤＩ 规模越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外商 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越强。再次表明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是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且越 是较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的需求越高。
５ 结论与启示
５． １ 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 重要因素，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的区位因素对外商 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梳理分析 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内 在机制，并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２５８ 个地市级的 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第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使 ＦＤＩ 区位向本地区 转移，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位的影响存在区域和 ＦＤＩ 水平上 的异质性，缘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差异和不同规模 ＦＤＩ 区位选择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敏感性不 同，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 作用较中、西部更为显著，ＦＤＩ 规模越大，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吸引影响其区位选择的效用越大。第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推动产 业集聚与分散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当前中国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地区生产效率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 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驱动工业分散分布对 ＦＤＩ 区位选择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第四，本地 市场规模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 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５． ２ 启示
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能 够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要加 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 和数字化改造工程，推进 ５Ｇ 全覆盖，让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好地服务于内外资企业， 同时，引导国内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推动实体经济 数字化转型，不断破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核心技 术，提高吸引外资的能力；另一方面，建设数字化政 府，以数字化技术破解市场信息公开难题，降低企业 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ᇸ洁透明的制度环境； 推进行政审批一体化建设，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 时限，打造便民高效的政务环境。
实施差异化战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均衡 发展。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具有地区异质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积极效应有 待挖掘，因此，要改变外商直接投资不均衡的现状， 应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发展战略。第一，增强本 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东部地区应不断优 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使外商直接投资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西部地区可以借助“一带一路” 倡议，“东数西算”工程等打造内陆开放试点平台， 在发挥本地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和技术水平。第二，完善外资利用政策，提高外资使 用效率。东部地区以金融、保险、证券等高端服务业 为引资重点，不断优化市场准入条件，扩大经营范 围；中西部地区以现代农业、中高端制造业等为引资 重点，完善中西部地区与产业配套的基础设施，在吸 引中高端制造业等外商投资方面形成新优势。第 三，政策扶持。提高对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鼓励支持科研机构、互联网企业为中西部地 区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建立东西部地区的产业关 联机制，搭建对接平台，形成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价值链。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投资的投资⌰性。第 一，构建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宜的产业布局。东 部地区应转变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高 端产业，同时注意规避产业高度集聚后的拥挤效应； 中西部地区应注重夯实交通通信、仓储物流等基础 设施建设，从而提高外资吸引力。第二，促进要素市 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机制，让市场机制主导资源配置，႕正要素价格፦ 曲，降低要素在东中西部地区流通的阻力；不断完善 户籍制度，解决ᆹ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错位的难题， 促进ᆹ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持续开放。积 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同时积极向外推广 经济产品和服务；以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多种方 式吸引高质量外资企业投资。第四，打造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破产并 购等相关法律法规，在严格执行负面清单的基础上， 确保外资企业符合国民待遇，实现国内本土企业与 外商投资企业政策的规范统一。
